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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德国政府最终投票废除了根据175法规作出的所有定罪，并直接、具体地向因法律而被定罪和/或监禁的人支付赔偿。 2019年3月，德国政府再次修订了175法规的赔偿办法。 除了德国公众对变性的蔑视之外，当考虑到当时的同性恋杂志发行量时，柏林早期宽容的表象，也开始显露出其他裂痕。
而到1939年时，纳粹首席精神病专家估计的这个数字突破了300万，竟占德国总人口的4%。 而1942年的情况变得更糟，纳粹一直在讨论同性恋者的数量有没有突破到400万。 这给偏执而多疑的希特勒以及其他的纳粹高官们制造了一个棘手的大麻烦。 这是因为，当时许多外表看似思想正确，观念纯粹的国社党人，甚至很多党卫军的精英军官，其实却是一名"肮脏"的同性恋。 这种情况让党卫军头子希姆莱脑筋大伤，要想全面实施极端迫害同性恋，突然间变得困难重重了。 在第三帝国以前，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之交的时候，同性恋解放运动开始在很多城市如火如荼地展开。
之后的活跃份子不得不处在类似的困境，像是对公共空间的权力保持妥协[266]。 1945年后，LGBT权益运动采用人权话语、同性恋为少数群体的观念，以及恐同形成的歧视类比为种族主义，并沿用至今[268][269]。 事实证明，这种模式能让LGBT权益更好地取得认可[270]。 这些把握新商机的人有包含拉德苏维特，他建立迎合同性恋读者的出版社。 与之前的非营利组织不同，拉德苏维特像企业一样来运营出版社，可见追求利益跟维护同性恋权利是相容并包[145][146]。 拉德苏维特即想赚钱，也想促成同性恋平等，所以卖给尽可能多的人，而出版物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裸体年轻男性的淫秽图片来吸引读者[145]。
一年后，纳粹指控这家餐馆有政治颠覆性，关闭了这家餐馆。 之后，罗伯特迁移到柏林，在那里与一位男性朋友发展成为亲密的关系。 1937 年 11 月，根据纳粹修订的刑法典第 175 条（该段规定同性恋违法），罗伯特被逮捕了。 遵循"通过科学实现正义"的格言，赫施菲尔德在研究和行动主义方面，领导了长期的职业生涯。 1897年，他成立了科学人道主义委员会，1928年，他又成立了世界性改革联盟。
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可怕例子向我们显示出：一个政府是如何轻而易举地就从弱势群体中找到一个替罪羊。 纳粹仅仅给同性恋者打上了性罪犯的标签，便可以放手去压制、折磨、监禁、阉割乃至痛快地谋杀无辜的同性恋者。 到了现在，我们几乎人人都会相信，像纳粹一般残暴地迫害同性恋已不大可能再次发生。 但是，纳粹丧心病狂地大规模阉割同性恋者，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然而，这样的惨剧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其受害人数竟高达上千人之多。 事实上，希特勒越是相信德国存在着大规模的同性恋阴谋，就越可能采取激烈的措施。 而根据1934年时的保守估计，德国国内却至少存在200万的同性恋男子。
有些同性恋者，特别是犹太同性恋者，都被纳粹流氓杀害了。 我的朋友"苏茜"（Susi），男扮女装的男性同性恋者，被活活捅死。 1936 年，根据纳粹修订的刑法典第 175 条（该段规定同性恋不合法），我遭到逮捕。 我被关押在瑙苏斯特鲁姆（Neusustrum）的一座集中营内，每天要在沼泽里工作 12 个小时。 1933 年至 1939 年：1935 年，罗伯特在汉堡开办了一家卡巴莱餐馆。
納粹德國的反同性戀政策和他們對早期同性戀運動的迫害在當時的歷史學家和教育者之間被認爲是不合适的研究課題。 直到1970年代和1980年代，才開始有主流媒體因爲倖存者的回憶錄開始探究這個主題。 15 岁时，他便在诺伦多尔夫广场 (Nollendorfplatz) 的一家剧院开始登台扮演小角色。 他大部分时间都与其他演员在剧院和夜总会渡过，夜总会是同性恋者聚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