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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也要能够意识到，对于同性恋的恶心反应也并不是人们与生俱来，而是社会构建的二元性别话语有关——社会为了维持繁殖的秩序，把男女两性互相吸引设定为不可质疑、无需证明的"前话语"。 苏格拉底的对话和爱斯基尼斯两段辩护都说明，至少在雅典，正当的同性恋不仅是合法的，而且甚至是值得尊敬的。 只有为了金钱而出卖自己的身体才是违反法律的，是可耻的行为。
在过去，印度同性恋性行为可以判处10年监禁甚至终身监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各版中均没有明确将同性性行为定为犯罪的条文，但也没有受到法律保护。 1983年至1996年间，大型的、在公共场合的、聚众性质的同性性行为（如舞厅、酒吧、卖淫等）会被定为流氓罪。 2001年4月20日，卫生部《CCMD-3 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出版，将同性恋从名单中删除。
于是，有不少青少年转向了第三类性发泄渠道——同性恋行为。 而且同性之间亲密接触的机会很大，而且一般也不会轻易被怀疑。 但塞利格曼从一些大问题中获得了很多经验，比如社会对年轻女性的性化，青少年电影中的陈词滥调，以及当今高中经历的挑战。
15个国家，则用与婚姻实质相等或部分等同的民事结合制或生活伴侣制度作为替代。 很多现代英文修辞指南要求尽可能避开homosexual单词的使用，或只用在医学和生物学的文章，因为该词带有医疗诊断的过时意涵，用来称呼人可能有负面意味[50][51]。 欧美同性恋者也很少使用homosexual这个词来称呼自己以及同性之间的性行为[47][52]。
拥有两种生理性别的异装者通常会加入女同志社会团体，但却引起摩擦，尤其在男扮女装的情况下。 拉德苏维特鼓励这种组合，原因是想让女性化男子远离男同志小圈子[131][132]。 德国友谊协会和人权联盟分别于1927和1930年成立专门的异装者团体，并用尽全力吸引和留住成员[133]。
曾经，生育问题给非异性恋者及其家人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很多父母希望延续血脉，希望孩子无论如何都要结婚生子。 有些女性婚后，发现丈夫的态度"非常奇怪"：婚前对自己非常呵护、照顾，但生完孩子后，丈夫迅速冷淡，拒绝性生活，甚至分房、分居。 同性恋在很大程度上是伴随青春期性发育而出现的一系列涉及两性的心理及行为，而家长往往"谈性色变"，更别说给孩子进行性教育了。 然而，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严格说来，除了婚姻形式之外，任何方式的性发泄都是被法律或社会行为规范及社会道德所禁止的。
纳粹于1933年3月夺取政权不久后，第一次同性恋运动的酒吧、俱乐部、协会和出版物的基础设施惨遭关门。 帝国在上个月下令关闭所有同性恋场所，并没收所有出版物[257]。 布兰迪一开始很高兴拉德苏维特和赫希菲尔德的组织受到破坏，但后来令他懊恼的是，警察搜查他家五次，偷走所有照片、六千期杂志和许多书籍[258][259]。 纳粹接管期间，赫希菲尔德在国外为世界性改革联盟进行巡回讲座。 同年5月6日，党卫队协同德国学生突袭性研究所，场地图书馆的书籍于五日后在歌剧院广场公开焚毁。 世界性改革联盟和性研究所的办公室都被摧毁[259][260]。
因为按照雅典的法律，只有夫妻双方都是公民，他们所生的孩子才拥有公民权。 而这种公民权本身对于妇女而言，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在那个年代的同性平权组织内部，人们也会去争论同性恋者是否应该为自己争取婚姻的权利，因为有些自由派或平权派认为，婚姻本身就是传统的刻板的性别观念以及性别之间不平等关系的一种体现，它是一种父权社会的建制。 因此，性行为与性倾向不必然有关，与同性发生过性行为，情感偏好不一定是同性；与异性发生性行为，性幻想对象也不一定是异性[125]。 例如，监狱或其它性别隔离环境中，可能致使异性恋男性和同性发生境遇性性行为，虽然他们回到外面的环境仍偏好异性[126]。 有些男性性工作者比如妓男或者男男色情演员亦可能是从事男男性交易来营生的异性恋男性[127]。 偏见和歧视令许多人难以接受自己的性倾向，所以认同自己的性倾向身份可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6]。 从古代形形色色的同性恋看来，其原因和表现是十分复杂的。